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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点化了大师的一生 季羡林、李政道忆恩师
发布时间:2019-08-01 15:59:44   浏览次数: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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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点化了大师的一生 季羡林、李政道忆恩师

他们点化了大师的一生 季羡林、李政道、杨福家深情忆恩师

编者按 随着一个个大学问家的仙逝,学术界频频有人感叹“大师凋零”。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一个孩子的成才,需要润物细无声的师恩哺育,一代大师的诞生,需要前辈言传身教的提携。教师节来临之际,本版特刊出季羡林、李政道、杨福家等几位学术大家追忆自己恩师的文章或报道,希冀与读者一起,去探寻深深感召和影响着后来者的老一代学问家的精神和风范。

李政道:费米老师帮我亲制计算尺

快过80岁生日的李政道,每次站在演讲台上,总要深情地谈到他的老师费米。在这次“2006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”上,他再次郑重地提及这个话题。多年来,李政道不厌其烦地宣讲他的教育理论——要培养基础科学最顶尖的人才,没有捷径,而是需要“一对一”的言传身教。

这位1957年就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老人,在教书育人方面似乎格外“保守”——他坚持认为,培养人才不能只依靠课堂教育和高科技工具。他曾批评说:现在是信息时代,但不要以为联上因特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因特网之类的高科技工具确实可以很快地传递“信息”,但“信息”不是简单的“理解”。“许多人都以为只要有了高科技工具,信息就都有了,一点鼠标就出来了,这实际上是误导。”

李政道强调,要培养能创新的科学人才,必须要有良师的指导和一段密切的“师生共同研究过程”。因为,基础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,而这“必须是老师一对一地带着学生一块儿做研究”,才能潜移默化传授的。

李政道的恩师费米,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大师。他在发明核反应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影响了20世纪科技史,他最先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,随后又亲自指挥了第一座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建造。没有费米,可能就没有原子弹。费米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时代,很长一段时间,每周他都会和老师费米共度一个下午,面对面地“闲聊”物理问题。有一天,费米提了一个问题: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?李回答,大概是绝对温度1000万度。费米问,你怎么知道的?李政道说,文献上都是这个数字。费米摇摇头,意味深长地说: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思考和估算,你不能接受别人的东西。

于是,物理学大师费米亲自动手,用两天时间帮李政道做了一把特制的计算尺。李政道后来回忆:这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把专门用来估算太阳温度的大计算尺!这把尺子让他终生受益:“它让我知道不能盲目接受别人的结论,必须要亲自实践,而且必须想新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。”

同样,作为一名教师,李政道沿袭着从自己老师那里继承的传统。多年来,只要是他带的学生,他每周必然花半天时间和他们“一对一”地讨论问题。

事实上,李政道还在多个侧面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科技教育事业。

他体会到科学人才必须从小培养,所以向毛泽东主席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“少年班”。他奔走联络美国的53所大学的物理系,设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项目。他最早筹划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,成为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的关键性一步。他还倡导并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。

1985年7月16日,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,对他说:“谢谢你,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,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!”

而事实上,李政道,这位科学奇才,可能仅仅是在他的恩师指明的路径上前行。

恩利克·费米,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大师,也是一位杰出的老师。他于1954年去世,而他的学生中有6位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

季羡林

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。他虽已长眠地下,但是他那典型的“我的朋友”式的笑容,仍宛然在目。

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,鞠躬之后,悲从中来,心内思潮汹涌,如惊涛骇浪,眼泪自然流出。杜甫有诗:“焉知二十载,重上君子堂。”我现在是“焉知五十载,躬亲扫陵墓”。此时,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积八十年之经验,我认为,一个人生在世间,如果想有所成就,必须具备三个条件:才能、勤奋、机遇。行行皆然,人人皆然,概莫能外。别的人先不说了,只谈我自己。关于才能一项,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。但是,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,这一点自知之明,我还是有的。谈到勤奋,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,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。但是,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:机遇。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,主要是靠机遇。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,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。韩愈说: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”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,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。然而,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,只有汉文把“恩”与“师”紧密地嵌在一起,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。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,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。

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,就是我一生碰到了6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。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,但是,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。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,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,旁听过他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,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。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,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,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。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,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。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,我喜极欲狂。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?最初两个学期,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。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,而且备课充分,讲解细致,威仪俨然,一丝不苟。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,受益之大,自可想见。二战爆发,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。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,虽已年逾八旬,毅然又走上讲台,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。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,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,包括《梨俱吠陀》、《大疏》、《十王子传》,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。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,他是世界最高权威。我并非天才,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,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。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,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,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。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:敬谨遵命。现在回忆起来,冬天大雪之后,在研究所上过课,天已近黄昏,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。雪厚路滑,天空阴暗,地闪雪光,路上阒静无人,我搀扶着老爷子,一步高,一步低,送他到家。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,现在我真觉得,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。他为了学术,不惜衰朽残年,不顾自己的健康,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。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,感激与温暖并在,担心与爱怜奔涌。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。

二战期间,我被困德国,一呆就是十年。二战结束后,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。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,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,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。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,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。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,名扬全球,但是,门槛一向极高,等闲难得进入。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,我焉有不愿意之理!我立即回信同意。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,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,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。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,一言九鼎。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。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,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,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。

在此后的三年内,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(汤用彤)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,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。我同适之先生,虽然学术辈分不同,社会地位悬殊,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。但是,实际上却不然,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。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,我几乎是常客。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,在他面前,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,经常如坐春风中。

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,心中浮想联翩,上下五十年,纵横数千里,往事如云如烟,又历历如在目前。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,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。按照这个旧理,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《文集》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,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。但是,我此时虽思绪混乱,但神智还是清楚的,我没有这样做。我环顾陵园,只见石阶整洁,盘旋而上,陵墓极雄伟,上覆巨石,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,墓后石墙上嵌有“德艺双隆”四个大字,连同墓志铭,都金光闪闪,炫人双目。我站在那里,蓦抬头,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“我的朋友”式的笑容,突然显现在眼前,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,历史仿佛没有移动。但是,一定神儿,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,历史毕竟是动了。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。我现在大有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之感。我相信,有朝一日,我还会有机会,重来宝岛,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。

摘自《季羡林散文全编》(有删节)

我遇到的老师都是一流的

杨福家

50年,弹指一挥间。50年前进复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

当时,我一走进校门,比我高一班的师兄包宗明立即迎上前来,帮我拿行李,陪我去注册,我当时心中顿时感到一股暖意。那时全校全部建筑面积一共6万平方米,只是复旦明年要完工的各新大楼面积的三分之一。不过,同学们并没因为见不到高楼大厦而扫兴:我们陆续遇到的老师都是一流的!

系主任为我们介绍本系概况,后来又为我们上普通物理学,他就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的(国家)二级教授王福山。期终考试由王福山教授主持口试,我第一个进考场,面对这么多教师第一次体会口试的味道,心情十分紧张,结果拿了个4分,是我大学4年惟一的一个4分。没想到的是,考后,系主任、大教授王福山亲自找我谈话,鼓励我:“我知道,你学得很好,就是太紧张了点。别灰心,你会考好的!”这就是当时的师生关系!

第二年讲普通物理学(原子物理学)的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的一级教授周同庆,讲数学物理方法的是二级教授王恒守。他们都给学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王恒守教授不仅上课,而且指导我们课外活动。例如,他曾指导我如何去测量粮仓的温度,以保证粮食的安全,使我们对物理学的兴趣大为增加。

当时我们不仅可以听规定的课程,而且可以自由旁听其他课程。我去旁听过数学大师陈建功的课,也听过他的大弟子夏道行、另一位数学大师苏步青的大弟子谷超豪的一些课程。夏道行的讲课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他每次进教室,手拿一支粉笔,没有任何讲稿,一堂课结束,他正好讲完一个命题,铃声就响了。

在我学习的最后一年,年纪才43岁的卢鹤绂教授刚从北京大学回到复旦,就立即给我们上了富有色彩、七章七节的原子核理论。而且,我有幸在最后一学期成了他亲自指导毕业论文的学生,从而使我进入了原子核物理领域,并成为我一生的事业。在卢先生指导我论文前,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才发表,卢先生希望我试试另外一条途径,看看是否可以得到同样结果。经过半年努力,我体会到这篇论文是做不出正面结果的,但是我收益非同一般,因为我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的奥妙。

由于卢先生指导我的论文,我有机会常到他家去。他的公寓在二楼,他常要送我到楼下,我说不要,他却说,他要顺便到楼下散步。几年后,在北京去拜访钱三强教授,当我告别离去,准备去坐公交车时,三强大师也是一句同样的话:“我要顺便去散散步。”大学问家都是没有架子的!

不仅上大课的教授是一流的,而且上小班辅导课的、带学生做实验的,也都是一批很优秀的教师。例如,上普通物理习题课的唐璞山,上数学习题课的郑绍濂、张开明不仅认真负责,而且知识渊博,后来他们都成了复旦名教授;带我们实验课的戴乐山,以严格对待学生而闻名全校,很多同学当时很怕他,但后来都很尊重他。

殷瑞钰院士:终身受用的“四分”

20世纪50年代北京钢铁学院。一个期末,“平炉热工”的考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

考生的前面是一排排待抽的考题,旁边是主考的三位老师。当时,考试采取的是口试,每位考生随机抽取样题,准备20分钟后回答试卷和主考老师的问题。有一位学生因为过于紧张而当场晕倒。当轮到学生殷瑞钰时,他顺利地回答了前面所有的考题,条理清晰,准确无误。

正当他暗暗高兴时,主任老师出其不意地问道:平炉修炉底用不用镁砖?

……

突如其来的问题一下子难倒了他。他随便说了一个答案:“不用。”没想到唾手可得的五分就这样泡汤了。主任老师无情地填上了成绩:四分。

这位主任老师就是魏寿昆教授。

魏先生素有“北洋才子”的美誉。1923年,在当年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中,他在千余名考生中名列第一。大学六年,成绩年年优秀。20世纪50年代,他当选为一级教授,学部委员,到了80年代又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他的弟子们说:试问天下名冶师,几人不出先生门。

先生一生所获头衔众多,可他最喜欢的一个头衔就是教师。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,先生都没有离开自己钟爱的教学和学术事业。尽管担任过国家及学校不少行政职务,先生倾注心血最多、最钟爱的还是那方三尺讲台。他从事教育工作七十七载,讲授过28门基础课和专业课程。

先生向学生提问很“刁钻”,回答学生的问题时很严谨:他从来不随便回答学生的提问,而是要回去翻阅相关的书籍和资料,然后反复推敲。一般在几天后,他会找学生谈话,询问学生对这个问题是否做了进一步的理解,是否自己找到答案。在进一步了解到学生的想法后,他才把自己查找到的资料,以及所写的解决问题的文章拿给学生,而一篇文章,往往有两三千字。

由于受到魏先生的影响,殷瑞钰自此以后每一个细节都非常认真,仔细观察,处处留心,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。

几十年过去了。曾任冶金部副部长、总工程师的殷瑞钰院士还经常提到:那个四分简直就是终身受用!也许正是“塞翁失马”吧?

(摘自《师者如兰》) (记者 王磊 )